没有伟大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实践。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探索，中国的经济理论已经到了需要反思、创新、突破的时刻。过去30年中国经济制度的特征是什么？未来三十年甚至 更长时间，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经济制度？这是中国新时期经济理论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具有三大缺陷：一是缺乏层次性，即，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和微观政策之间缺乏分层与衔接；二是缺乏系统性，即政策出自部门，往往以部门利益为导向，政出多门，彼此冲突，没有系统性和全局观；三是缺乏长远性和预见性，朝令夕改，宏观调控调个不停，各个经济体难以形成合理预期而只好选择投机。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没有体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没有体现共和国的宏伟目标、没有体现国家经济制度的本质精神之结果。

这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的理想是什么？现实生活中人们血液中流淌的信念是什么？政府部门确立的经济发展目标合适吗？GDP总量、人均收入和小康目标能否代替工业 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真实的经济制度是什么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经济是独立自主经济体还是买办权贵主导的经济金融殖民地？如果上述问题没有正确和明确的答案，或者回答问题口是心非，心存狐疑，那么，中国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做到具有层次性、系统性、长期性和预见性？

只有明确中国的国家目标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只有明确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制度保障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经济政策才能找到聚焦的方向，才能体现出“市场经济”、“有组织”和“社会主义（国有资本主导）”这三重制度性内涵的精气神。为此，我们需要在政策层面上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明确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仍然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仍然是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当前需要根据新型工业化的八个标准，制定中国“再工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并以此纠正城镇化、城市化、开发区化、房地产化和世界工厂化等各种追求低质量GDP增长的做法。

第二、整顿和重建市场经济秩序。建设中国国内统一市场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工作，这需要拿出类似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决心。为此，需要取缔各地各种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排污优惠以及违规免罚优惠，同时，执行统一的处罚标准。各种政策性优惠是对其他地区和其他企业的歧视，也是对正常经济决策的干扰。各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首要工作不应该是招商引资和追求GDP增长，而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和社会制度的权威。

第三、对地方司法机关（法院）和地方环保部门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目前地方党委政府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身，无异于封建诸侯。诸侯割据，国无宁日。中国司法的黑暗和环保的无能，制造了大量的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执政党地位。但是，这些问题不是出自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出在中央没有对地方司法和地方环保实行垂直管理。司法和环保必须独立于地方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司法系统和环保系统的垂直管理，就没有法制和秩序可言，就不可能建立有序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比大部制改革更紧迫，也更重要。这一点应该向德国学习。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把中国经济带入了深水区。这里已经无法摸到过河的石头。为了保护经济成果、克服经济困难、摆脱内外困境、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梦，我们需要重新提出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追求，需要明确真正实现工业化的衡量标准；

为此，我们需要在总结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涵和选择，把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实现中国经济之梦、强国之梦的制度保障。在明确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中国生产关系的制度特征之后，重新梳理和调整中国的内外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使之具有层次性、系统性和预见性。

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与优势，并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样才能使经济政策体系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制度灵魂，避免经济政策被个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海外利益所误导和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