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记录的信息透明意味着开放、沟通和责任担当，因此，国家应当允许并便于患者、患者家人和委托律师复制和查阅全部病历内容，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医疗行为及医疗结果。这是患者和任何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实质就是公民或消费者的知情权。似乎，患者的这种权利在《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第17条得以承认，即承认“患者本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对于医疗记录的查阅权利。但是，患者或其代理人必须提交正式申请，必须提供一系列证明材料并接受审核，包括身份证明、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和授权委托书等。因此，医疗记录信息透明的难度有所增加。不过，这不算什么问题。

卫计委在《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第17条承认患者知情权，但是，第19条剥夺了患者的医疗信息的完整知情权，或者，卫计委仅只提供了医疗信息的部分知情权。出院患者病历内容多达26项，但是，第19条规定医院只为患者复制其中的14项，而且，其中4项是各种可能的患者自己签署的知情同意文件。另外，医院可以提供“门（急）诊病历”，但是，这项医疗记录在很多医院本来就由患者自行保存。即使司法和“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部门”要求复制医疗记录，医院也可以根据第20条规定，“根据需要提供患者部分或全部病历”。总之，医院拒绝提供的医疗记录内容如下：

1. 病程记录

2. 术后病程记录

3. 术前讨论记录

4. 会诊记录

5. 死亡记录

6. 死亡病例讨论记录

7. 手术清点记录

8. 手术安全核查记录

9. 麻醉术后访视记录

10. 麻醉术前访视记录

11. 病危（重）通知书

12. 住院病案首页

对于患者原告或觉得遭受医疗损害和医疗冤屈的患者而言，这12项医疗记录可能包含着实质性的医疗失误，可能包含着医源性患者损伤的确凿证据。即使“被迫常规造假”，这12项医疗记录也可能破绽百出。但是，患者作为原告似乎唯一的胜诉希望，就会因为卫计委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第19-20条规定而最终破灭。患者似乎总是没有指望，这是因为医疗鉴定专家大多“同行沉默”、“恪守病历”和法庭审理大多“以鉴代判”，除非出院患者的胸腔和腹腔依然装着外科手术遗留的止血钳、手术刀、手术剪、纱布或消毒巾等显著异物。

卫计委和医院是“政府和政府组织”关系，是同宗的两代直系血亲。患者是外人。否则，为什么前者通过这种“掩盖政策”保护后者权益？患者权益和律师权益哪里去了？这种不敢透明的医疗信息，令人高度质疑其中隐匿着临床上做错了什么事情。一个人想要掰开另一个人紧攥的拳头，他越是使劲掰开，你越是使劲攥紧；反之，你越是攥紧，他就越是使劲掰开。卫计委越是要求医院隐瞒，患者就越是怀疑医院做错了什么事情。卫计委及其前身卫生部，无不高唱执政为民和医患和谐，但是，这种不敢透明的医疗记录隐匿政策却是另外一种不和谐的弦外之音。

卫计委《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没有明说病历内容可以划分为“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但是，医界众所周知，这种主客观划分却是隐瞒实情似乎拿得出手的理据。其大意是，机器给出的诊断报告是客观的，医师书写和讨论的信息是主观的。前者不是人而见得人，后者是人却见不得人。也许，医师是同一祖宗的新一代血亲。其实，机器也是人操作，机器也是人管理。因此，一台冷硬的客观机器根本就挡不住律师智慧，只要律师不是又一名骗子，只要律师不会拒绝复制病历。也许，病历内容的“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只是为了隐瞒潜在医疗失误的借口罢了。然而，医疗记录必需客观、真实和准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2010年版）》第3条也确实这样规定。既然如此，如此划分是不是正在告诉患者和其他公民，患者住院病历有12项内容是主观的，不（全）是客观的、不（全）是真实的，不（全）是准确的？且不说，这很可能意味着半个多世纪卫生政府的病历管理失败，以及半个多世纪主观反映客观的唯物主义教育失败。

医疗记录的信息内容属于患者，医疗记录的信息载体属于医院。换言之，医院没有权利扣留住院病历的任何信息内容，这是因为只有患者才真正拥有住院病历的信息所有权。卫计委凭什么要求医院扣留医疗记录的信息内容？

十八大及其三中全会是怎样说的？

记住拳头的教训！

帮助医师隐瞒，医师会怎样？律师会怎样？患者会怎样？

再想想，患者为什么医闹或弑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