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印象中的发明家，就是爱迪生那样的：

不仅想象力丰富，动手能力还挺强；为了制造亮度适中的灯泡，他一种一种材料去尝试；试验成功以后，就自己找合作伙伴，自己办发电厂；还花了大半辈子，跟那些抄袭自己发明创造的人打官司。

但今天可不是这样了。

我们知道最具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奥地利美女海蒂·拉玛。

她先是世界上第一个全裸出境的艳星，随后她又与作曲家乔治·安太尔共同发明了今天普遍运用在移动设备上的CDMA、WIFI和蓝牙的核心技术。

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办法把技术转化为实用，她就只能选择继续做艳星。

美丽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有智慧的女人却各不相同。世界上少了一位居里夫人，多了一位玛丽莲·梦露。

事实上，躺在美国专利局里的专利，数以百万计；而真正能转化为实用的，不到几个百分点。这说明商业转化才是困难中的大头。

而现实中的分成比例，也恰恰印证了商业转化的重要性。在用专利制成的产品中，专利发明人的分成占比，一般也只是几个百分点，剩下的贡献都归下游。

在整个科技创新的领域，发明家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企业家必须发挥极大的转化作用。

对创新的另外一种误解，是认为发明创造都是随机出现的，事前不可预测，全凭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兴趣。

创见和发明，顾名思义，就是不可预测的。每当科学家被问到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时，他们都说是因为好奇和兴趣。

科学家的好奇和兴趣，就应该是自发的、不可预测的、在任何领域都以同样的机会出现的、以及不可操控的，而科学家不该为五斗米折腰。

现实也不是这样。

一只经过特殊处理的供实验室专用的白鼠（如用于糖尿病、肥胖症和老年痴呆症研究的特殊白鼠）价格约为 3,500 美元。

有些实验室一年养老鼠的成本就可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一所由一名教授和 6-7 名学生组成的普通实验室，没有 60-70 万美元是撑不了一年的。

科学家当然是出于好奇和兴趣才从事科研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选择不受成本的约束和金钱的牵引。恰恰相反，今天任何像样的科研活动，都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是经过精心筛选和受到严格监控的过程。

兴趣主导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现在是市场和资本指导的时代。

美国今天的创新产业，是由两个互动环节构成的。

一方面，是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具备了自发的强烈动力，把发明创造推向商业应用，而不是让它沉睡在专利局里。

这种内在动力的主因之一，是在 1980 年通过的拜杜法案。

在此以前，在联邦政府资助下产生专利，都是归联邦政府所有的。只有大企业，看准了目标以后，才能花大价钱购买和转化这些专利。

在拜杜法案之后，科研机构可以拥有这些专利的商业开发权，即商业使用权，而购买这些专利的企业，可以按实现的收益分期付款。

这样，转化专利的财务门槛和信息门槛一下子降低了，许多比较小的企业，也具备了参与商业转化的资格，科研和商业的接触面一下子就以倍数扩大了。

在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中，有些大学的教授能从科研项目中拿到上亿美元的分红。科研机构已经成了美国经济的强大的引擎。

另一方面，资本家和企业家主导了技术转化活动，完成了识别、融资、制造和销售等重要的转化环节。

很多科研人员到企业里兼职，既替企业解决问题，又把问题带回到科研机构，变成了研究的主题，结果是资本反过来也重新塑造了大学和研究机构。

今天，在美国出现了井喷式的创新活动，全面覆盖了能源、航天、机器人、电子、医疗和教育等领域。

我们用“积木式创新”来形容这些创新过程，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横向的，是按创新活动所需要素的组合。

一项创新产品，比如航天飞机，需要动力设计、外形设计、仪表盘设计、材质的设计、融资模式设计等等。这些元素构成的甚至不是一件产品，而是一个生态，其中每一项都是最好的，但又是非常窄的，把它们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顶尖的产品。

二是纵向的，是创新活动中各个发展阶段的决策权的组合。

从概念到技术、融资、制造和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中，不同的角色、提供不同的专业知识、并拥有不同份量的裁量权：

最早是科学家有较大裁量权；

接着是风险投资家有较大的裁量权；

再接下来是制造商和销售商。

在这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中，利润规模逐渐变得明朗，不同角色的分配比例也逐渐确定。不是风险投资家老占着位置不走，也不是发明家辞职去当企业家，而是各司其职、和谐交替。

这种“积木式创新”的纵向层面，即企业控制权的有效而有序的组合，尤其是它们背后的公司治理模式和法律规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发明创造→专利确权→资本筛选→生产制造→全球营销”的完整链条已经打通，这一链条上的立体的精细分工和无缝对接，形成了“积木式创新”的新型格局。

在这条链条上，中国人站在哪里，应该从哪里突破，本来就是个战略问题，而在当前一窝蜂搞创新创业的时刻，就更值得我们冷静地思考。

依次看来，引入人才未必等于引入技术，因为他们的发明很可能由其原所在机构持有。

我国科研的投入与美国相比也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而发明创造出来后的法律保障和资本识别能力，也仍然处于初级的阶段。

美国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想迎头赶上硬碰硬，是有困难的。

同时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开放的OEM制造业（即代工生产）业态和经验——已经独步天下。

其纵向的品种覆盖面广，深度的垂直整合度高，产业链的完备、集中和灵活，还有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都为中国在积木式创新中以制造业称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显然，优势互补才是正道。

“美国发明+中国制造+全球市场”，是否能成为未来全球积木式创新的基本趋势？

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来顺应和促成这种趋势，才能增加美国发明家和中国制造商的接触面，减少合作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合作不信任，是目前亟待企业家、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共同探讨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