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2 楚唐脑力学科教育 www.chutang.net
i学习 i脑力，还有几天就将迎来2014年的农历新年，楚唐脑力的小编进行一次穿越，带领大家走进清末的国文课！
我国古代没有严格分科意义的教育，自然也就没有独立的国文学科，国文教学内容包容在混合型教育之中。
清末，改书院、倡实学的浪潮逐渐高涨，将西方分科教学模式传入华夏，分科教学从最初侧重科学技术教育逐步拓展到其他学科。国文科独立设置经历了“呼唤设科”-“应运而生”-“全面成型”的发展轨迹。
兴学堂，呼唤国文教育单独设科
19世纪50年代以后，包括教会学堂、同文馆和洋务学堂，以及各类私办学堂在内的新式学堂风起云涌。
尽管他们主观上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出发，强调学校应当以传授自然科学为主，对国文教育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但客观上，新式学堂借鉴西方教育经验，实行分科教学，为国文科单独设置准备了条件。
虽然教会学堂不看重中国语文教育，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倡的新式学校，也往往未将本国语言文字教育放在应有的地位。
但是，无论是殖民主义分子，还是洋务派或改良派，既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各种宣传和教育，就不可能不充分利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思想。修身、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独立设科教学，要求国文教学必须与分科教学相适应，迫使国文科从综合性教育中有所分离。
就传统混合型教育中的国文教育内容而言，它长期被儒家经典一统天下，内容空疏无用，形式与结构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正如著名语文教育家王森然先生所指出的，“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鉴于他国先例的地方。
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与其他学科可以从国外直接输入相比，国文科在母胎中孕育的时间更长、也更为艰难。
史料记载，我国民间萌生国文科教育，始于上海正蒙书院。
正蒙书院于1878年（光绪四年）由张焕纶会同好友沈成浩等人筹资创办于上海。
当时，正蒙书院所开设的学科包括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为了教学需要，张焕纶等曾经编写了一种国文教材，文体是以“俗话译文言”的，教学中注重“讲解与记忆并重”。
然而，这套教材已无从考据。一般认为，我国自编的新型教科书，产生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自编的《蒙学课本》。其编辑大意说——
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是编故事六十课，属德育者三十，属智育者十五，属体育者十五，……物名实字三十课，物名但取通俗……浅说琐说三十课，或敷陈浅理，或摹写景物，既为多识之助，亦备学文之式，……便函十课，简短易学，无粉饰累赘之谈。
由此可知这套课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它是一元的，既不名其为“国文”“国语”，亦不名其为常识或什么社会、自然，而混然名其为《蒙学课本》。
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修身、致知格物、卫生等“蒙学之道，于斯为备”。这里仍留下了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未严格分科的痕迹。
（二）它虽无语文与常识科目的分野，但究其实质，在编制上大体系属以常识为内容、语文为形式的统一体。所谓“多识之助”“学文之式”也就是这个意思。
（三）行文虽仍为“文言体”，但文字已较为通俗，而内容则与过去玄妙的经典教材更有所不同，比较接近日常生活的材料。
当时兴办的新式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开设了国文科。
而且上海三等公学、无锡三等公学堂、上海澄衷学堂也进行了自编教科书的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全国较为统一的制度，国文学科虽已萌芽，却没有较为明确的教学宗旨和具体要求，因此还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
定学制，国文独立设科应运而生
清末维新派呼吁废八股、停科举，客观上也促成了国文教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改革科举制度，着手兴办新式教育，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的进步要求。
这一时期，“中西并重”几乎成为所有新式学堂课程设置的基本准则，分习经史、地理、天文、外政、格致、制造、算学、绘图诸科成为普遍的做法。
在这种课程改革的大环境，国文科继续包裹在混合型教育中已不适应，而要求国文科教育独立出来的呼声日盛。
1904年元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清政府颁布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
这是我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均设“读经讲经”等科，此外，初等小学堂还设有“中国文字”科，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则设有“中国文学”科。
初等小学堂学制为5年。初等小学收7岁（即满6岁）以上的儿童，在规定的8门必修学科中，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与国文教育相关的课程。每周上课30小时，“读经讲经”一科每周12小时，占全部课程2/5。
高等小学堂学制为4年。以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为原则，在规定的9门必修学科中，也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这两门与国文教育相关的课程。每周上课36小时，“读经讲经”一科每周12小时，占全部课程1/3。
中学堂学制为5年，在12门学习科目中，继续开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课程。每周上课36小时，读经讲经一科每周9小时，占全部课程1/4。
尽管“癸卯学制”仍是在强调儒家经典在国文教育乃至全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中国文学”一科毕竟应运而生。《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述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又说，“中小学堂于中文辞，止贵明通。”从教学宗旨看这样的中国文学科已颇重实用，其实就是以后国文科的先声。
“癸卯学制”的颁布，为国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国文教育揭开了近代教育史上的序幕。
由于打破了科举制度的禁锢，有了学校系统和教学制度的保证，于是，和现代语文教育内容、规模、要求近乎一致的国文科，1904年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设起来了。
教科书，促国文科教育全面成型
虽然“癸卯学制”以法令的形式明确了国文独立设科教育的地位，但是国文教科书完成由混编向分编的转变，才标志着国文科真正步入现代教育阶段。
如果说，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自编的《蒙学课本》，1898年无锡三等公学堂自编的《蒙学读本》，以及该两书1901年、1902年的修订本，为我国国文独立设科准备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那么，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第一套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为我国国文科向现代教育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癸卯学制”酝酿之时，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把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放在首位。张元济、蒋维乔、高梦旦、庄俞等本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常常围坐一桌，共同讨论，互相辩论，不厌其详，有时为一问题讨论至半日甚至一日方才结束。
据蒋维乔回忆，“当时之圆桌会议，惟在最新初小国文着手之时讨论最详细。第一二册几于每撰一课，皆讨论至无异议方定稿。至三四册以后，则由各人依据原则自行起草，草成之后，再付讨论；亦有由一二人先行讨论者。”在这种畅所欲言的讨论中，他们总结了其他教科书“不按学制、不详教法”的弊端，明确了编写国文教科书的原则:
第一，形式方面的原则。
第一册教科书采用的字应限定笔画。五课以前限定6画，十课以前限定9画，以后渐渐增加到15画为止。教科书采用的字应限于通常日用字，不取生僻字。
第一册中，五课以前，每课生字不得超过10个，全册中每课生字必须在以后各课中出现两次以上。全书各册字数，第一册每课从8字至40字；
第二册每课从40字至60字；三册以后，不受严格限制，听行文之便，若课长，则分两课。
第二，材料方面的原则。
所选事项应广泛，不偏于一隅。
各册60课中，理科、历史类约各占15课，地理类占9课，修身、实业类各占7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类共7课。各课在排列上注重各科材料交互错综、前后联络。
各课皆附精美图书，图书布置须生动、不呆板，处处与文字融洽，且图画与文字皆在全页之中，不牵涉后页。
第三，辅助练习。
每出一册，皆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并编辑教授法供教员使用。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诸君在毫无成例可援的情况下，凭着集体的智慧，
开辟草莱，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推出了包括“国文”在内的“最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了儿童的心理特征，要求编写应注意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
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按照课本另编教授法，使教师教有所据。同时，教科书的内容也比较新颖，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
陆费逵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评价这套书有三大长处：各科完备，具备教科书体裁，内容精审。
“商务”自编的国文教科书在清末“新政”期间，无论是初等小学堂用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堂用国文教科书，还是中等学堂用国文教科书，都居领先地位，深受学界欢迎，客观上为国文科课程教材建设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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