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更要居安思危
        记者：在和平时期，您觉得如何才能培养民众的国防意识？
   
        马骏：做点实事。国家要强大，需要强大的军队，我们要给强大的军队做后盾。后盾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是口号。中国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但却是唯一一个没有 “阵亡军人纪念日”的国家。如果在这一天，让我们的孩子打着队旗去看望我们的军人，去帮助一下军属，以此来传达一个信号：军人光荣，军属光荣，让士兵安心服役。这就是人人关心国防的体现。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情。2004年，一位云南的老太太，在儿子战死25年之后，才得以来到儿子的墓前看上一眼，她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妈妈来晚了。老太太儿子的墓地其实也在云南，但老人家家徒四壁，一直没筹够去儿子墓地的路费。这种事情让我们心里一直在流泪。他儿子如果不死，百分之九十不是个款儿，也不是个高官，但百分之百是支撑家里的脊梁。我所说的这件事，正说明了要加强公民的国防意识。
        记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观察到，城市里的很多人防工程，比如人防车库，被开发商拿来出售，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国防意识薄弱的表现？
        马骏：你说得太对了。在西方，像英国、美国，如果这样的大型建筑（指博览中心），必须有防空的设施。如果没有经过军方的批准和盖章，是使用不了的。但在我们国家，比如中山市人防办，有几个戳是他盖的？
        记者：也有人说，现在是和平年代，没必要那么紧张吧？
        马骏：战争的特点，就是准备1000 天就只为了1 天，甚至是半天。一个国家可能10 年、20 年不会遇到打仗，但是一旦打一次仗很可能要你的命。 这是军人的职责，一辈子就要为很可能不会出现的这场战做准备。要不然要军队干吗？我们算一算，如果10 年不打仗就 10 年不养兵，行吗？和平年代要居安思危，包括老百姓。现在，很多城市的人防工程都流于形式。
        网民要理性爱国
        记者：目前，从网上看，一方面是网民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您觉得原因何在？
        马骏：民众事实上不应该过于关注外交。外交有两个特点，一是时效性，另一是机密性。这就决定了外交只能是少数人的外交。但是，民众如果异乎寻常地关注外交，肯定是国家"感冒"了，临床症状出来了。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其一、因为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失败。比如，美国人上个世纪60 年代初开始反思越南战争。他们问自己的政府，为什么要打越南。当他们发现，政府无法给一个合理的解释时，美国人反战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其二、民众关注外交反映内政出毛病了。老百姓对内政积怨多，又没有办法寻求解决方案，没事就关注外交。

        所以民众如果关注外交，并不是说民众关心国家大事，不能这么简单理解。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怎样？
        马骏：近年来，中国没有重大外交失误，特别是科索沃事件后，国际战略艺术已经很娴熟了，有的问题处理非常漂亮。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不解渴"的地方，但那都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决策层站的是从全局的角度看待问题，角度不同。
        目前关键的问题还是内政。医疗、教育、住房已经成为百姓生活支出中的 "三座大山"。根据社会学理论，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满现状，并且想改变现状，不惜毁灭自己，这是最可怕的。大资产阶级不干，为什么？很简单，家里坛坛罐罐太多了，他舍不得啊。
        至于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善御者，则自强；不善御者，则自伤。弄好了，是利器；弄不好，把自己的手给割了。更可怕的是民粹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
        借此机会，我想向网民呼吁，我们要理性地爱国，拿出大国的自信行为，你说我好也罢，说我不好也罢，对我不重要，无所谓。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
        执政党的自我纠错能力是国家生命力所在
        记者：您说过，虽然整个清朝没有一个昏君，GDP 也占到世界的32.9％，但是因为这个朝代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所以最终走向灭亡。但是，您还说过，国家的生命力取决于经济能力，您所说的经济能力不是指GDP，是指什么？
        马骏：是观念、体制。体制是什么？把人和物结合在一起的最佳东西。大清国的体制机制烂得差不多了，没这个生命力。
        记者：您觉得中国目前的国家生命力体现在什么方面？
        马骏：中国的国家生命力体现在，执政党能认真总结自己的过去，按照科学发展的观点去看待自己的未来。比如，十七届四中全会有一句话：过去正确，不等于现在正确，现在正确不等于永远正确。提出这个理念，意味着执政党在不断修正自己。承认自己有错误不是他不强大的表现，而恰恰是他强大的表现。所以，我们党提出了，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这就是软实力。
        但是，在中国，特权意识同样存在老百姓脑中。这是传统封建集权专制文化带来的。比如，开军牌车的战士很多是农村来的孩子。一开上军牌车，他们就认为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因此，一方面，公权力不能滥用，要束缚住它。另一方面，民众自身也问一问自己，我们做得怎样，我们对公权力有没有欲望？
        记者：也就是说，国家的生命力，不仅仅体现在执政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同样也体现在民众的自我反省能力上。
        马骏：对。中国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知道，我的权力来自民众，他们有历史基础。而我们呢？"民主"这两个字还是孙中山先生引进的。
        孙中山开启民主的先河
        记者：对孙中山，您如何评价？
        马骏：这是我第5次来中山，每次来，我都要到翠亨去。我为什么对中山这片土地感情很深，因为我对中山先生真是非常敬佩。我1995年第一次来，就是奔着孙中山故居去的。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虽然没有真正领导过民主共和国，但是他开启的民主的先河，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他是"盗火者"，这个民主的火种，是他从西方拿来的，我佩服就佩服在这。他贡献很大，怎么说都不过分，后人在他开拓的道路上往前走。他盗了一个真正的火种，而不像洪秀全，盗了一个假火种。
        记者：5次来中山，你感觉有什么不同？
        马骏：中山经济发展很快，这次来感受到文化氛围也很浓。中山还应打造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我觉得，在中山感受中山先生没有在南京感受那么深刻。这方面，不仅仅是地域命名就可以了，在这方面政府一定要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