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IM俐钜创新总经理兼首席创新官 詹长霖

大健康产业无疑是现在全球受瞩目的新蓝海，我获邀在6/24日的〝2018海峡两岸(第四届)医事交流学术论坛〞上发表〝智慧医疗国际发展趋势〞演讲，演将中提到根据World Bank、Deloitte等机构预估，去年全球健康医疗市场已达8.6兆美元，超越信息科技＋汽车产业。法人看好，未来将再上层楼，其中又以结合人工智能、基因体学、大数据等技术的〝AI精准医疗〞，未来5~10年年复合成长率上看19%，将传统生技与制药远远抛诸脑后，成为生医产业的超级巨星。尤其是结合科技与医疗的AI精准医疗领域，已成为贝佐斯、比尔盖兹、巴菲特三大富豪相中的新蓝海，预估接下来五年规模可望翻倍达4,700亿美元。

根据PwC调查，全球超过8成的主要医疗企业已将其列入重点发展项目，去年投注的研发费用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追上电子业。由此可见大健康产业的庞大市场潜力！

而近几天，《我不是药神》在网络上刷屏。电影引起了观众的共鸣！让我们深思自己是处在药品创新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看到从患者视角和企业视角在如何看待创新原研药上的不同问题点，朋友圈也由此充斥着泾渭分明地站在患者立场和企业立场点评创新药研发成本和定价的文字。

其实这部口碑爆棚的国产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代购“救命药”。

格列卫是一种“明星抗癌药”，它成功地把致命的慢粒白血病变成了一种仅需规范服药即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可说是不折不扣的“救命药”。然而，这个药物价格相当昂贵，一个月药量的售价是2万多人民币。

2002年，陆勇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由于必须服用格列卫控制病情，他两年就花了50多万人民币。后来，陆勇接触到了印度药企生产的一款仿制药，并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幸运的是，这款仿制药的药效不错。之后，陆勇开始把药物推荐给更多病友，并帮他们从印度代购仿制的格列卫。

2014年，陆勇由于帮助白血病病友从印度规模性地购入格列卫的便宜仿制药，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得知陆勇被诉，上千名病友集体写信请求对陆勇从轻处罚。经调查，检察院认为，陆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和金融管理法规，但尚不构成犯罪。最后，公检部门撤销了起诉，陆勇被释放。

我想说的是，处在不同位置、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来剖析这个问题，答案肯定不尽相同。患者可及性和创新药高定价在全球范围都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最好的局面也只是在各方利益诉求妥协或满足的平衡下暂时平息争端。

今天，我们无意争辩患者和企业谁对谁错，只是想借助这么多人关注“创新药”的档口，和大家交流一个“我们的药品创新研发究竟处于怎样一个时代”的问题。当然，这个命题非常宏大，相信大家也是智者见智。

最好的时代？

毫无疑问，相比10年前，中国的创新药研发的确是处于最好的时代。这一点体现在多个层面，比如基础研究水平提高、企业创新意识和实力增强、资本大量涌入、人才流动频繁、创新药注册申报增多、监管水平国际接轨……。

如果说创新是帆，带动制药产业的大船前行，那么资金就是风，给予创新最大的动力。说当前是创新药研发最好的时代，从资金面上就可以体现出来。比如，国内头部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以双位数的增幅持续增加，尽管目前仍不及全球制药巨头的零头，但已经看到了厚积薄发的局面，而且愿意以研发投入着眼未来的企业越来越多。

最坏的时代？

电影《我不是药神》是把创新药公司置于了患者群体的对立面，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部电影让制药企业背了“患者买不起药”的黑锅。

但是，如果说“当下是药品创新最坏的时代”，那么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一部电影对外界舆情的引导或者对制药企业开发创新药的积极性造成了打击，而是在于创新者的初心。

如果大家搞研发创新的初衷都是为了满足患者的需求，最终达成一个企业盈利、患者受益的局面，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创新只是一场资本游戏，而政策的鼓励或者放宽又为资本逐利提供了便利，整个制药产业劣币驱除良币，那么当下便不能称作是药品创新的好时代。遗憾的是，这种不好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见。

智慧医疗创新和开发一个原研新药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也希望电影中让人动容的用药场景引起大家的反思：究竟谁该为创新药买单？当政府现有的医保体系已经不足以支付创新药品开发的代价时，商业保险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期望中国创新药的崛起不仅仅是资本催发的虚胖，而是各个环节都能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