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工厂倒闭潮，这是事实，不假的。和媒体说的差不多。”

　　“在广东，超过百人的工厂都算大厂，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些中小厂，我身边有七八家今年都关了。”

　　“这只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新旧更替的时候，有企业倒闭就有企业开业。”

　　面对“珠三角工厂的新一轮倒闭潮”，每位多少有所关联的当事人，都能倒出自己的一肚子观点。有人绝望、有人观望、有人死守、有人离场，也有人并不担忧。

　　从深圳到东莞、再到广州，每座城市都有着自己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从电子、印刷到家具、服装，每个行业也有着自己的规则。真相无法穷尽，也尚需时间来证明，但“冰山一角”，在当地却随处可见。

　　今冬的珠三角，湿润温暖中却透着阵阵寒意，生计已不是茶桌上讨论的主题，未来才是。

　　“今年非常难”

　　南部沿海，许多人的脸上挂着焦躁与迷茫。工厂关停，工人离开。“东莞4000家工厂倒闭”“珠三角1亿多工人今年或提早回家过年”……一个个有些骇人的新闻标题，多少还是影响到了当地人的心情。

　　一线城市的命运总是相似，在深圳，车辆限购已近一年，北部新区热火朝天在建。曾为特区经济腾飞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些老工业区，如今早已溶入城市化的高楼大厦中，不见昔日踪影。

　　“我们间接的感受是，深圳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在2013年和2014年比较集中，今年反而缓和下来了。”苏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作为当地某工友服务中心负责人，她根据工人们的直接反馈感觉到，前两年工厂关停或搬迁的案例明显多于今年。

　　深圳这边，不少工厂都搬到东莞、惠州等地了，只留下一些大型企业的研发部门。这是苏媛得到的信息。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华为的研发部门留在深圳，其工厂拟搬迁到东莞。

　　市场颇似多米诺骨牌，东莞企盼着大企业，其中小型企业也开始了撤离。东莞经济最初由台资和港资带动起来，如今，不少台资和港资已陆续将生意迁至东南亚地区或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本土工厂搬迁的目的地则是长三角地区、内陆省份乃至非洲。

　　东莞的工业区比深圳容易找许多。这座城市简单明了：皂一工业区、皂二工业区、向西工业区、桥头第二工业区、桥头第三工业区……这些公交站的名称，昭示着城市的根基。工业区内，如今随处可见“厂房招租”“厂房转租”“工厂急招工”等各种形式的留言和广告。

　　由于工厂密集，东莞几乎成为此轮被媒体定义为“工厂倒闭潮”的缩影与重灾区。

　　“去年我们面临的是‘之前每年赚一百万今年只能赚二十万’的问题，今年，是看不到未来的那种绝望。”一位工厂企业主坐在餐厅，对对面的人努力压低声音说道。

　　对东莞经济有着十多年观察的张青认为，目前珠三角最大的问题是招工难。

　　“到处都缺人，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工厂往湖南、湖北、安徽那边迁，工资和这边差不多，工人就不愿意出来了。”主作展会、熟悉多个行业的张青说，“除非像大企业，仍然相对内地具有足够的工资优势。”

　　张青几番要求化名，因为他觉得，东莞甚至珠三角地区的情况很复杂，他也只是个人观察，不能代表客观事实，“拿不准的”。

　　“中国的劳工成本在过去五六年间翻了一倍，土地成本也涨了很多。珠三角大部分是中低端制造业，所以中低端企业的倒闭不可避免，很正常。但劳动力成本并不影响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云华对记者说。

　　于是，高新产业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成本。

　　对于一直按照传统思维经营的企业主们，这股浪打在了他们身上。

　　“2008年金融风暴时，我还开了一家汽车礼品制造工厂，赚到钱，自己买地盖厂房。而现在，却经营不下去了。”前不久，李嘉英刚刚关掉了自己位于广州的皮具厂。同样在今年，她的数位朋友也陆续关停了各自位于广东不同城市的企业。

　　李嘉英不禁对记者“吐槽”：“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我觉得，今年是非常难的。即使在当地有人脉都很难。”

　　“投资要谨慎了。”这是不少珠三角企业主们的共识。

　　转型中的阵痛

　　东莞市寮步镇。一位男工跨在自行车上，斜靠着电线杆，保持这个姿势刷了近一个小时手机。他说，自己做了5年的厂子搬迁到了江西，他不想跟着去，因为那里举目无亲；可又不愿早早回家过年，便刷刷手机，“看附近镇上有没有其他招工信息”。

　　“这里，以前下午下工时，非常热闹，好多工人，现在变得冷冷清清。”他一边对记者说，一边低头刷手机。“现在新厂很不好找。”他喃喃道。

　　街边便利店的本地老板对他说：“你到别的镇子去看一看吧，那里可能工人还多些，这里今年(行情)不好，我的生意也跟着受影响。”

　　东莞有4个市辖街道和28个镇，五星酒店密集，豪车遍地，确实是一个能吸引大众眼球的神奇之地。“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东莞总是时不时能出名。”当地人会非常认真地抛出这个问题。

　　在这座曾被戏称为“性都”的南方小城，当地人很少直接做生意。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极速发展的年代，村委会将土地集中起来，租给港商、台商、接着是本地老板、外省老板，村民们每年坐收“份子钱”，早早奔了小康。

　　“这两年确实不太景气。前几年每年每个人能分到五位数的‘份子钱’；最近两年，反正我家每人只能分到几千块。”在东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80后”女生这样说。

　　曾经密集繁荣的中小企业，浩浩荡荡地平铺在东莞的每一座小镇上，带来了金山银山，让这里一度成为珠三角兴旺发达的缩影。这个冬天，东莞正在经历的萧索，似乎也是在传达着珠三角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

　　这种萧索，在工业区繁多的镇上尤其明显。从寮步、大岭山，再到厚街、虎门。

　　“工人走了，企业主也走了。”曾在东莞打工5年的刘宏对记者说，“我想自己当企业主，东莞那边的企业主也正好关厂了。”

　　如今在北方老家，刘宏与当地政府对接，成立了一家小型加工厂，自己创业虽然辛苦，却自在踏实。

　　“东莞产业结构转型其实从前几年就开始了。东莞政府想吸引一些大企业进来，比如华为。”张青说。但他承认，“相对来说”，这轮关厂潮对东莞的影响确实“蛮大的”，许多工厂或关闭或搬迁。像刘宏之前的企业主那样，将自己的工厂迁回老家的，不在少数。

　　“东莞的很多工厂都搬迁到内地去了，那里有相应的对接政策。在东莞，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批不符合政府转型条件的工厂被清出去。这些工厂，尤其是小的电子产业、来料加工厂等，或再往内地走，或搬到东南亚、非洲，或倒闭。”张青说。

　　没有网络上传的那么严重。这是他的观点。几天前，他还听一位工商局老领导说，(工厂倒闭潮)这种情况，不单单是今年，每年都有，“只不过今年大环境比较复杂，受很多影响，很多工厂确实已经离开了东莞”。

　　人工成本压力

　　时不时地，李嘉英还会想起1998年工厂刚成立时的辛劳及其带来的兴旺。

　　“工人最多时有两百多人。要知道，在广东，超过百人的中小企业就算大厂了。”她对记者说，关掉工厂时，只有七十多名工人了。她不舍得关掉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厂子，但“我们真是赔不起了”。

　　今年她感觉到，与同行坐在工厂一起喝茶时，气氛明显沉重许多。“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难。没有更好的语言了。”

　　问及自家工厂面临的主要困难，她说：“经济不景气、钱难收；而且工人的人工太贵了。”

　　“我身边工厂做得好的，十家里，只有一两家，起码七八家都是赔本或倒闭。我们就是赔不起(才关厂的)。”她说。

　　在关掉自家皮具厂之前，工厂每个月的人工成本支出约四十万元。“想想看你又能生产多少东西出来？”她说，“而且‘90后’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常常做两天玩一天，和以前的工人风格非常不同。”

　　做皮具生意，工人的工作量不是计件、而是按天数计算，“一天做一个和做一百个，要给工人同样的钱”。

　　同时，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即“农民工”的保障政策愈发完善，李嘉英无法让工人像七八年前那样加班、同时低薪。

　　“这两年人工涨得太快了。现在工人都要4000元月薪，我们都要给工人上社保、医保。同时，还要给工人休节假日以及每周休息一天。这个是不可能做下去的，对于我们这些传统的中小企业，不加班就等于没钱赚。”她说。

　　虽然停掉了工厂，但订单还是时不时会来。即使这样，李嘉英也不愿意重开工厂，“实在是各种成本费用都太高了”。

　　所以，对于老客户，她会到其他地方寻找工厂。为加工背包，她还曾一度跑到福建泉州。

　　前不久到东莞，也是为此。最终在当地找到一家小工厂，只有十几个工人。“人少，人工就低，要先生存下来，走一步看一步，少做一点就少亏一点。”这是李嘉英认可的、在当下正确的小企业生存技能。

　　东莞市虎门镇，是服装企业聚集地。作为东莞三大镇、广东“四小虎”之一，虎门今年的情况虽然不很差，但同样不乐观。

　　一位曾在当地做生意的企业主对记者透露：“今年是比较难做。”他认为，现在企业不太好经营，一个重要原因也同样是——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带来的企业经营相对困难。

　　“现在的工人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可以拼命给你工作，还会主动要求加班。现在，让工人多做两个小时，工厂就要被罚钱。同时，产品价格还卖不上去。当老板太辛苦了。”他说。

　　在刘云华看来，人力成本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比较高了，工资不能这么低。所以我们就不该要这些(只依靠低人工成本)的产业了，我们就该让它走掉。”

　　未来在哪里

　　人工成本的增加，无疑成为此轮珠三角“淘汰赛”的重要筹码。在东莞市辖区，有一站公交站名为“诺基亚”。今年上半年，曾盘踞在这里的诺基亚清场撤离，曾引得不少工人一番唏嘘。与此同时，新建的高新产业园，正满怀期待地喜迎大型企业工厂的到来。

　　“需要很高的利润和产值才能坚持下来。”李嘉英还听说，不少与她家差不多情况的企业，“有实力、做得好的”，都选择向长三角地区转移，因为“那边有优惠政策”。

　　凭着世界眼光的优势，不少港资、台资企业已将工厂迁至东南亚。这让不少本土老板颇为羡慕。

　　李嘉英的一位做CD碟片厂的朋友也刚刚暂停了自家生意，以后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

　　而找到方向的资本，都已迅速找到了新的定位：回乡、股市、互联网+、高新产业。

　　刘宏感受到了回乡开厂的政策和环境便利。“相对沿海，内地的经济还是需要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拉动的。而且人力成本没有珠三角地区那么高，工人还都是本地人。增加的，无非只有运输成本。”

　　刘云华也亲见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企业向西北内地方向转移的趋势。

　　一些企业主在迷茫之中将钱扔到了股市里。“他们知道干实业现在无法赚钱了，就把手头的钱放到股市，赚到钱之后，就更不想干实业了。”一位在东莞跑酒店与房地产线的媒体记者说。

　　仍然想做实业的，希望跟上潮流。资本雄厚的，投资高新产业，用机器代替人工；思想大胆的，投资互联网+。“可我发现很多老板其实并不了解互联网+，只是盲目跟风。”这位记者说道。

　　与张青一样，这位记者同样不愿透露姓名，但理由不同。作为外省人，又因为媒体从业者的谨慎，他曾亲见东莞的帮派砍杀，虽然完全与他无关、虽然“近两年来情况好了很多”，他仍心有余悸。

　　然而，他并不打算离开东莞这座“频遭误解”的小城。

　　“市政府在城市最核心的位置辟出一大片绿地建公园、市政设施，这在其他城市是不敢想象的。所以其实这里很宜居。”他说，“政府现在做的产业转型是什么走向，其实很多老板心里都明白。外地企业好做打算，本地企业比较不容易动，因为牵连更多，不敢轻易动。”

　　有时，张青会不禁思考：如果大家都不想当老板了，那工人也就不好找工作了。那以后工人去哪里打工？

　　的确，工人们也在被迫另作打算。在深圳，一些民间工友机构在组织工人进行服务行业培训，以帮助离开工厂的工人转入服务业，以更适应城市转型后的需要。在东莞和广州，同样的培训也在尝试进行中。

　　距离虎门镇30公里的大岭山镇，家具厂云集，多为台湾老板投资建设。如今，不少台资撤离，工厂易主、搬迁、关闭变得稀松平常。这里的工人们一面责怪跑路的老板“什么保险都没给上、工伤也不管”，另一面又有些怀念先前“晚上能加班4小时”的实际收益。

　　“现在，企业主也不赶你走，每天不给你事情做，也不让你加班。等你熬不住了自己走。”一位家具厂工人说。这位来自四川的工人已在这家家具厂工作了近15年。

　　未来在哪里，工人们不知道，工厂企业主们也不知道。多年研究产业结构转型的刘云华认为，企业转型可以考虑三种出路：要么往内地走，同时将企业做简单升级；要么自己设计中高端产品；要么购买国外产品或品牌。

　　“珠三角必须做出这个转型，这个过程会比较痛苦，可能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刘云华说。

　　在这股阵痛中，寮步镇的便利店店主已经等不了了。他准备过完这个春节，转掉店面，带着妻女到“人多的地方”做些别的生意。（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