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大后，中国的改革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曲折。1989年，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发生了“风波”。在风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未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改革趋于停滞，对十三大的质疑之声渐起，市场导向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改革被认为是“和平演变”，中国的经济也因此陷入困境。此时，人民大众忧虑彷徨，改革精英忧心忡忡。中国会不会重演1957年的“大转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屏气敛声地注视着。

所幸，1957年的“大转弯”及其之后20年的“左”倾错误没有重演。这是因为中国有了，因为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因为有了1957年的经验教训，因为中国已经在不断科学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走向成熟。

1992年年初，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在视察南方途中，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党中央立即作出一系列部署，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新一轮热潮。

1957年与1992年、八大与十三大的结果如此迥异不是偶然的。除了个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权威，除了中国改革大势难以逆转等等因素外，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警醒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面对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在深广思索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1957年及其之后的曲折。他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这一段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者。对他来说，这段历史已不仅仅是一种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由此形成的认识是他指导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独特优势。这种经历使他时时高度警惕改革偏离经济建设中心的危险。他反复告诫全党：“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他指出：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文选》第2卷，第249页。)当他在南方谈话中斩钉截铁地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谁垮台”时，几乎可以肯定地是，此时他想到的一定是要避免1957年对八大政治路线的逆转。历史经验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指导着改革，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

什么叫“通古今之变”？什么叫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什么叫以史鉴今？什么叫资政育人？重温的南方谈话及其伟大历史作用，会有一番新的感受。